本文节选自《徐悲鸿》，作者：杨先让,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真是上天造就了这样一个内里外在都那么秀美的才女，被徐悲鸿发现，好像是一种幸运。徐悲鸿邀请她到画室参观，必然抓住一切机会为她画像。这是职业习惯，这是一个画家的本能，无可非议。
一个才十九芳龄的姑娘，对社会是一无所知，纯洁无瑕，怎么能想到自己已经一步步进入到一个可怕的、矛盾重重的感情旋涡中了呢，而且难以自拔。孙多慈太无辜，太值得同情。
一个尽心相教、特殊引导，另一个则尊师感恩、善解人意。徐悲鸿获得的是一种教与学之间的美好情意，补偿了家庭中情感上的缺陷，而孙多慈又正处在对异性敏感的时期，很自然地在与徐悲鸿的交往中，慢慢地点燃内心爱情的火焰。往往外界压力越大，相互吸引就越强烈。这是人性使然，只不过教养和道德观念约束着不越轨的情感行为罢了。
徐悲鸿《孙多慈像》油画1935年
在徐悲鸿的画室里，孙多慈不管是被画或者旁观看画，都有着最佳的观摩条件，再加上有问有答以及帮助理纸研墨，或者帮助涂改色彩，都是技巧上极好的示范指导机会，进而慢慢地进入艺术上的沟通和相互默契的交流。这是一种艺术境界，也是徐悲鸿一直渴望和珍惜的。
当时孙多慈是处在一个学生的位置上，不可能因为风言风语而逃遁躲避，她要在这个环境里完成学业，要上课求知，因此她就要拿出勇气与毅力面对来自社会和学校持续的压力与诽谤。这是极其无情而残酷的。
孙多慈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反而增强了徐悲鸿作为一个师长，对一个因为自己而受委屈的女学生所表现出的加倍爱护。
徐悲鸿《孙多慈像》油画1936年
日子要一天一天地过，无形中，情也在天天向真实方向加码，他们相互之间又从多方面、多角度加深认识。何况徐悲鸿又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他看到孙多慈所遇到的矛盾，挺身而出是难以避免的。
嫉妒、怀恨又是青年学生难以控制得住的。埋怨出现了，说什么“我们都是陪公子读书，老师干脆只教一个人算了……”出于愤怒，慢慢地，有些学生将孙多慈的画用刀子割破，在黑板上、走廊的地板上出现了抗议的标语。出现如此难堪的情景，孙多慈只有以沉默相待，而徐悲鸿也无可奈何。
徐悲鸿眼看她不能获得留法的名额，便积极为她策划出版《孙多慈素描集》，这又是一个破格的行为。徐悲鸿不便自己写文赞扬，就委托好友、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教授写序言予以评价：“落笔有韵，取象不惑，好像前生与造化有约，一经睹面即能会心于体态意趣之间，不惟观察精确，更能表现有味。”又说：“观察敏锐，笔法坚稳，清新之气，扑人眉宇。”对她的水墨画则评价道：“落墨不多，全以墨彩分凹凸明暗，以西画的立体感含咏于中画之水晕墨章中，质实而空灵，别开生面。引中画更近于自然，恢复踏实的形体感，未尝不是中画发展的一条新路。”从中完全能体会到孙多慈对徐悲鸿一贯主张的中西合璧理论的创作实践。
孙多慈《自画像》油画1934年
徐悲鸿与孙多慈之间，是一出苦恋的悲剧。
1930年11月下旬的一天，徐悲鸿在家中为孙多慈画像，好友舒新城先生（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来访。徐悲鸿曾坦白告诉过舒新城，自己对孙已有恋爱倾向。那天待画像完成后，徐悲鸿亲笔题写：“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mire实凭式之，噫嘻！其或免中道易辙与弛然自废之无济耶！”不久，徐悲鸿致舒新城一私函，详细谈了恋爱孙多慈之苦，并附诗一首：
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
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
舒新城接信即复一函，亦附诗一首，劝徐悲鸿不要犹豫，应该下决心：
台城有路直须走，莫待路断枉伤情。
四年的是是非非终于过去了，孙多慈一时感到前途暗淡，意兴阑珊，暂时回乡，以授课打发时光，并与徐悲鸿保持书信来往。看来上海舒新城处已是孙多慈给徐悲鸿信的中转站。
1935年12月，徐悲鸿发表《一九三五年中国艺术之回顾》一文，文中特意对自己四位学生的作品予以表扬，除吴作人的油画《纤夫》外又说：“至若新艺孕育，前进已启其端者，作品所见，如张安治之《露天书场》、陈晓南之《铁厂》、孙多慈之《木工》，皆以贫民生活为题材，得相当成功！”看得出徐悲鸿对孙多慈艺术上的造诣是多么地关心。这一年的冬季，徐悲鸿绘《燕燕于飞图》赠孙多慈，画面为一古装仕女，仰望着翱翔的燕子，表露出对孙多慈的一片深情。
1936年6月，徐悲鸿到上海访舒新城，将孙多慈写的两封信展给舒新城看。信中，孙多慈对徐悲鸿之热忱溢于言表。徐悲鸿将五千元存于舒新城处，托他以间接名义向孙多慈购画，以鼓励她努力创作，真挚且用心良苦。同年5月，徐悲鸿去安庆与孙多慈盘桓两天，孙多慈由同学李家应女士做伴。9月19日，孙多慈寄给徐悲鸿红豆一枚和一条绣着“慈悲”二字的手帕。徐悲鸿深有感触，即以《红豆》为题赋诗三首寄予孙多慈：
灿烂朝霞血染红，关山间隔此心同。
千言万语从何说，付与灵犀一点通。
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悬。
几回凝望相思地，风送凄凉到客边。
急雨狂风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
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然后徐悲鸿将那枚大红豆镶在了戒指上，并在上面刻了“慈悲”二字—选择他们二人名字中一字相合，颇有同心结缘之美意。就是这枚红豆戒指，惹得蒋碧微火冒三丈，掀起一场夹杂着冷嘲热讽的家庭风波。
1936年11月，舒新城以陆费伯鸿的名义，从徐悲鸿存款中提出一百二十元购孙多慈油画风景一幅和两幅《黄山松》炭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孙多慈一家辗转到长沙。1938年4月下旬，徐悲鸿赴长沙会晤孙多慈，并将她全家接到桂林，帮助他们父女在广西省政府谋职。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也是徐悲鸿和孙多慈一生唯一短暂相处的一段日子。他们常常同往漓江写生，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无疑深化有加。徐悲鸿自以为一切俱备只欠东风—与蒋碧微脱离关系，就可以万事大吉了。7月31日，徐悲鸿单方面在《广西日报》上刊登了那则著名的与蒋碧微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紧接着，由旅法留学时的好友沈宜甲先生出面，拿了报纸去见孙多慈父亲孙养臞老先生，希望能成全徐、孙二人的婚事，却被孙父严词拒绝。孙父一气之下携全家离开桂林去了浙江丽水，以避免无谓的是非。这对徐悲鸿和孙多慈双方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徐悲鸿的异想天开竟变成了白日做梦，从此注定了他俩此生此世永远分离、未能再相见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