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的作品对于当代文学有着怎样的启示？2月20日，第116场台州人文大讲堂上，台州学院讲师王慧与听众们一起探讨了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与高密东北乡、莫言与红高粱精神等话题。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市东北乡。
莫言的童年，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他辍学在家，此后10年，便在农村劳作，种高粱、种棉花、放牛、拔草。因为饥饿，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找吃的。在20岁之前，他只有两件衣服：夏天时穿一件马褂，到了冬天，在褂子外边再套上一层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就是冬衣。
1976年，莫言参军，在部队里，他担任过图书管理员，阅读了大量文学书籍，以及哲学类与历史类作品。1984年，他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创作于1985年，是一部中篇小说。小说的主角黑孩，一个身材瘦小、脑袋奇大的男孩，是作者童年的写照。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已能领略到，作者非常擅长借助奇异的感觉描写，来取得魔幻的效果。
1986年，中篇小说《红高粱》的发表，奠定了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上世纪90年代起，《檀香刑》《丰乳肥臀》《蛙》《生死疲劳》等大部头作品相继问世。2011年，长篇小说《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在致辞中说，“莫言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莫言的角度。
作家描写农民，往往会选择一个独特的切入点。鲁迅先生的笔下也关注农民，诸如阿Q、祥林嫂等人物，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认为他们需要精神上的拯救。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自居金字塔塔尖，俯视农民，看到的是农民自私贪婪、麻木不仁的一面。进入当代文学，民间性则成为了一个新的角度，作家站在一个普通农民的立场上，去描写农民，莫言的作品《红高粱》便是一个范例。
《红高粱》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
小说分为两条线，一条是高密东北乡土匪头子余占鳌，带着他手下一干“乌合之众”，伏击日本军队；另一条是“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的爱情故事。
余占鳌是流窜在高粱地里的土匪，平时拉帮结伙，拉驴绑票，饿了便抓俩路人，扣一个，放一个，让被放的回去报信，送来拤饼（山东特色面食）换人。他的手下中，有瘸子、聋子、哑巴，拥有的装备无非是几十支鸟枪，一门点不着的土炮，唯一拿得出手的是“余司令”的一把勃朗宁手枪。出发伏击日军时，队伍并非雄赳赳气昂昂，而是“三十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恰恰是这样一群乌合之众，最后大胜日本军队，并打死了有名的中岗尼高少将。
土匪为什么要抗击日军？并不是他们觉悟有多高，而是他们原本就是最底层最地道的农民，因为日本人的到来，粮食被抢夺，妻女遭奸淫，他们的生存遭到威胁，由此便以暴力进行反抗。
余占鳌与戴凤莲的爱情故事，是违背了传统的伦理纲常。戴凤莲16岁那年，由她的父亲做主，嫁给高密东北乡财主单廷秀的得了麻风病的独子。在回门路上，戴凤莲与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
莫言想通过《红高粱》的故事，传达给读者“红高粱精神”。
莫言在小说开篇写到，“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文本的最后，又题“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并表示，“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作者所向往的是“种”的回归，是“红高粱精神”的延续与继承。
不妨将尼采的“酒神精神”与“红高粱精神”相对照。
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余占鳌带领他的“乌合之众”，明知实力悬殊，仍旧敢于和日本人短兵相接，最后获得“惨胜”。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获得了自我实现的价值，这是一种自由感性的生命精神，“红高粱精神”便是如此。
小说中，余占鳌是集善恶美丑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但其中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其粗犷野性的生命力；戴凤莲则有着旧时代女性的聪慧、泼辣与放纵，她崇尚力与美，承受着全部的痛苦与欢快。两人的性情与行为，都完美地诠释了何为“红高粱精神”。
红高粱精神是高密东北乡的“民间性”的集中体现。莫言写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曾对“民间性”进行过论述，他认为，民间是一个动态场域，任何好的坏的美的丑的事物都能被民间所接纳，民间的“藏污纳垢”性正在于它隐藏着无限的原始生命力，对生的欲望，对死的挣扎，以及乐观的心态本真的性情，都散发出无比的魅力。
中国现代作家，如鲁迅、巴金、老舍等人，均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但在对于民间的看法上，他们保持着自上而下的眼光。莫言的作品则是从民间出发，对民间性进行了细致入微地描绘，这正是莫言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余彩虹
